人为麻将狂，三个小人物被麻将改变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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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在今日中国的“有闲”阶级中又重新寻找到了自己生存发展的空间。但是，这项“国戏”同样亦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传统与今日激变大时代相互碰撞所产生的尴尬和困境。

钛媒体记者︳胡勇

钛媒体注：每到逢年过节家庭团聚的时候，麻将一定是我们大多数家庭绕不过去的“集体活动”。可你们知道麻将作为一个产业是如何演变和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吗？麻将桌曾经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从草根“赌神”到年轻的医学博士，再到职业麻将联赛的退休老干部，他们都试图为麻将赋予新的时代风潮，而时代风潮又如何去影响改变这个时代和其中的人？

今天我们想为你讲述这三位小人物的三段麻将人生，也欢迎你讲出你与麻将的故事。本文是【假日千姿百钛】第六期，钛媒体陪你欢度一个有营养有深度的假期。

凭借“玩”的创新，新的演化正等着我们。

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高比例的一段人生是消耗在麻将桌上的——当然，必须把随手可得的网络棋牌算进来。

胡适在《漫游的感想》里说：英国的“国戏”是 Cricket，美国的国戏是 Baseball，日本的国戏是角抵。中国呢？中国的国戏是麻将。

麻将这项“国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上溯到唐朝，叶子戏盛行，到明朝，演化出后人称为“马吊牌”的四十色叶子戏。这项游戏风靡一时，发展到“穷日累夜，若痴若狂”（王崇简《冬夜笺记》）的局面，以致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说道“明之亡亡于马吊”；

1894年问世的小说《海上花列传》中最早出现了“麻雀”的叫法，而早在1875年，美国官员吉罗福（George B. Glover）将自己在中国收集的19中棋牌游戏赠送给了美国自然自然历史博物馆，在第17种游戏的介绍里，他将其称为snatching the house sparrow（拷家雀），沈一帆在1914年出版的《绘图麻雀图谱》中说“麻雀之始，始于宁波，不过三十余年，继及苏浙两省，渐达北京”。

在此之后，现代麻将逐渐成型。1949年以后，麻将在大陆遭到禁止，直至90年代，这项曾经因为国家和社会风气变动而兴衰的游戏才又终于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并再度流行起来。

自“叶子戏”成为唐人喜闻乐见的活动1000多年以来，自马吊牌大行其道500多年以来，自麻雀诞生风行起伏100多年以来，麻将在今日中国的“有闲”阶级中又重新寻找到了自己生存发展的空间。

但是，这项“国戏”同样亦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传统与今日激变大时代相互碰撞所产生的尴尬和困境。在钛媒体记者的资料研究中，“人为麻将狂”的历史几乎可以和中国娱乐消费的变迁史划上等号。

麻将桌曾经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从草根“赌神”到年轻的医学博士，再到职业麻将联赛的退休老干部，他们都试图为麻将赋予新的时代风潮，而时代风潮又如何去影响改变这个时代和其中的人？我们想为你讲述这三段故事：

草根“赌神”的地下江湖

改革开放以来，风气渐开，麻将作为娱乐活动渐渐复苏，流行千家万户，到了90年代尤其火热。

1994年，王星其时已经26岁，高中肄业的他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只有600多元，每月光和周遭的朋友吃饭都要花掉将近三分之一。到了月末，他通常要拉下脸赖着饭钱回父母家蹭饭才能勉强维持。

几年下来攒不下积蓄，这让王星感到不安。和当时不少的年轻人一样，王星也隐约感到，在焦灼而沉闷的社会大环境下涌动着某种不安分的力量。

就是在同一年，求伯君在珠海创立了金山公司，马云、丁磊都是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萌发创业的念头；而年轻的马化腾则通过家中四根专线连接的 BBS 认识了求伯君、丁磊等人。

王星则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在肉联厂工作的他每天下班后和工友就聚在一起搓麻将，一来二去之下，牌技大有长进，王星的牌友也逐渐扩散开来，而底金也从原来的三五角增加到几元乃至十几元，手气好的时候，一个月下来打麻将挣到手的大概比正经工资还多一倍。王星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组局和做局上，在车间主任对他无故旷工终于忍无可忍时，他选择了主动辞职。

“我寻思了老久，算了笔账，一天打十小时麻将，按我的水平下来也不会比上班差，而且我们几个伙计还可以去钓一些土老豪，”王星左手端起小盅，细酌了口茶，“严格说起来，这不算设局。我们都有自己的圈子，那些年能挣到钱的都有些烧包，我们勾兑上以后，就专挑那些在牌桌上不长心又不上心的，宰猪。”

按照王星的回忆，手气好的一个晚上可以赚到上千块。

“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有个山西的老板打欠条打了三万多。”王星向钛媒体回忆道。他自觉那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舒心日子，他买了大哥大，穿上了皮尔卡丹，在外面租了房，每周给父母封个“千儿八百的红包”。

他的一天往往是从中午开始的，在家里可以看五、六个小时的录像带。到了傍晚，他会和提前约好的相熟的牌友聚在一起吃羊蝎子、烤串、喝酒消磨直到子夜，这时候，王星才正式开始他的生活。

通常，他们会聚在某个人的家里或者订好的宾馆房间，如果有“猪”入局的话，他们几个人往往会在前半夜故意诈输，输钱的金额并不固定，对王星他们而言，输钱本来就是一个察言观色分析对方破绽习惯麻痹对方最终吊起“猪”的胃口的过程，最多的一次，他们足足输了将近七千。

绝大多数时候，“猪”都会禁不起诱惑，不断增加底金和番数，在王星看来，这并非他们贪心，而是他们对输家天生的轻视和过份的自信。

“输得最多的都有个共同点，不想收手都就想继续赢下去，在那些人心里面，可能我们三个才是‘猪’。”让王星难忘的是，那个头五小时里一直输的凌晨，在最后的三个小时，他们反倒赚回了两万多，那个之前说话一直奶声奶气最后输到抽牌就嘀咕“姦恁娘”的台湾商人最后不得不哆嗦着把他的翡翠戒指、金表也全都押上牌桌。

周润发在《赌神》中饰演高进

港台电影中的赌博文化也传播开来。

王星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一个经常和他组局的叫老高的牌友，老高把《赌神》和“赌神”高进奉为圭臬，于是，每次他打牌都会特意穿一件黑大衣，头上抹上大半瓶摩丝，在密闭的室内，七八个小时以后，老高的身上和周围总会弥漫开油腻的味道。

每当要和牌时，老高会一口吞下一板瑞士黑巧克力，皱着眉头口齿不清地大叫一声“和了！”，黑色粘稠的巧克力汁液随即溅到桌上到处都是。

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推出了国标麻将规则，民间对麻将的热情更加高涨。

临近千禧年时，王星迎来了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他盘下了一个能摆10台的棋牌室，最高峰的一天下来光抽台费就能到手三四百。他还结婚了，买了二室一厅的房，最优裕的时候，他银行存折达到六位数。

王星在这时给自己买了电脑，装了猫，接触到了互联网。

同时，互联网泡沫越过太平洋席卷中国，几年前那群志在互联网的年轻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站在了微妙而攸关的命运十字路口。

马云和他的17位同伴创立阿里巴巴、李彦宏创立百度、刘强东创办的京东从中关村柜台搬进写字楼，都发生在1999年；转年（2000年），马化腾的 OICQ 从 IDG 和高盛手中换得220万美元的融资。

而在小人物王星身上，不幸将至。他万万没想到，互联网的兴起会如此粗暴而迅疾地改变他的生活。

2002年以后，《石器时代》和《传奇》等网络游戏的流行让王星的不少麻友将精力和金钱时间都投入到了更狂热刺激更有成就感的虚拟世界中，联众平台、QQ 游戏等更是抢走了极多中青年顾客。王星也渐渐感觉到风气已经变了，派出所的朋友告诉他麻将室不能再开得那样大张旗鼓，居委会主任也上门让他注意影响。

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他不得不把麻将室改造成了一个小超市。

此时，还和王星组局打麻将的多是些再无其他兴趣爱好、寻求刺激的“猪”，但是，他们已经不再任人宰割了。

“老高被抽到血流了一桌子，他还算运气好，那次玩得比较小，对方只是把他打了一顿，拿了钱就走了。”王星用左手掏出根烟，噙在嘴上，再点上火，吸了一大口，“人倒楣的时候喝凉水也能呛着，老高就是那口巧克力呛住，一下把袖口里的牌给抖出来了。以后，他就好似人间蒸发一样再没了动静。”

王星思量再三，畏葸了，他有意地疏远了做局的伙伴，计划认真操持自己的超市生意，照顾老婆孩子，安心过自己的日子。

到了2006年，王星已经不怎么出去组局了，和妻子每日守在超市，偶尔沉迷于《魔兽世界》和在家中看碟，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找出《呖咕呖咕新年财》看一遍，看到结尾的时候，王星便觉得目前这样的人生也不错。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王星给孩子挑的那间小学高昂的借读费让他决定再去赌一把，他找上老伙计“钓”到了一个广东老板。

实际上还有不到半小时，王星就可以赢到七万，但是，他们设的局被这个老板瞧了出来。后者拨了个电话，几个男人闯了进来，银行卡、现金都被人堂而皇之地拿走了，另两个人被拳打脚踢了一顿。王星被按在桌子上，广东人掏出蝴蝶刀将他右手小指锯了下来，用两张红色钞票捏着，走进卫生间。其后，王星听到的只有物体抛入马桶和冲水的声音。

“人家是扮猪吃老虎，我们才是猪。”王星将握紧的右拳头从桌下伸出来，罩在左手下，小心地向我展示他结茧丑陋的伤口。

“我们栽了。我认。”

王星的最后一把不仅没有赌赢，反而还赔了四万多以及一根手指，孩子自然没有进到那间学校。居家困蹇之下，他卖了电脑和他的《魔兽世界》帐号。

同样在2006年，中国互联网用户突破1亿，淘宝亦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线上购物网站，偏居粤地的张小龙正疯狂地进行着 QQ 邮箱这个日后被誉为“七星级产品”的改进开发。

至此，属于王星、属于千千万万个“王星”的那个时代结束了。

“有时候，我也会想，假如那时候我去创业，去正正经经做生意，现在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模样。但也只是想想。”王星微笑着，轻轻地摩挲着双手，告诉我。

医学博士的正名之路

让王星抱憾的创业梦，被一位医学系博士毕业生段昊实现了。

“我是学医的，无论是医生还是医药相关的工作，在中国的从业情况没有你想像得那么好，这是一个很烂的职业，不夸张地说。”段昊严肃的对钛媒体记者说道。作为北大医学专业的本博连读生，他对这个职业并没有多少热情，三十不到，却成了国内麻将圈的红人，他以竞技麻将的大力推广而知名。

竞技麻将，是一项诞生至今不到20年的运动，在国内的发展有着另一番别样曲折跌宕的历史。

麻将和台球、飞镖、保龄球一起被归为“边缘体育运动”，自80年代起，国家体育总局就有了推广上述几项体育运动的长期规划。当时的计划是：80年代推动台球的发展、90年代推广保龄球，到了2000年以后则将精力和重心放到麻将上。

90年代，随着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中日民间交流活动趋于频繁，在两国都有着庞大受众基础的麻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是，此前大陆盛行包括四川麻将、广东麻将等各种地方麻将，并没有统一通行的麻将规则。于是，双方决意以日本麻将规则作为标准，日方专门派人到中国花了一个月时间教中方选手打日本麻将。此后，体育总局方面认识到制订统一麻将规则的重要性，邀请各个地方麻将协会共同参与制定规则。

经过长达三年地方麻将不同利益之间的颉颃和妥协，体育总局最终在1998年7月出台了国标麻将规则。

乍看上去，竞技麻将似乎在国内将要迎来一个大力发展的好时代，体育总局当时已经为2002年在宁波举办第一届世界麻将锦标赛而做好了几乎所有准备工作。

然而，根据现在已经难以核实的一个说法，在这关键的时刻，政治局的某位常委在一次将麻将称为“赌博”，在中国的大环境中，这种言论自然使得主导推广麻将项目的体育总局方面无法承担相关的压力，于是，自1998年就开始筹备的在麻将发源地举行的首届世锦赛最终偃旗息鼓。

从1999年体育总局发布《国家体育总关于公布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的通知》到2007年从之前发布的96项运动缩减到78项的新通知，麻将都不属于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同时又有赌博污名加诸其身。

于是，竞技麻将在之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顿局面。

尽管，麻将在社会上依然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但是，长期以来近乎地下式发展的状态使得其丧失了可能的商业化和赛事化机遇，各种各种负面因素的长期积累。

最终，竞技麻将的遮羞布因为中国选手在2014年第五届欧洲麻将锦标赛上获得个人第30名、团体第37名的成绩而被无情撕下。

段昊迫切地试图改变竞技麻将的蹇蹙局面。

他清楚，竞技麻将如果要在中国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就必须从推动这项运动的商业化和赛事化入手，而这一切实际上是建立在为竞技麻将正名的基础上的，必须要让它在体制中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地位。

“任何一个东西，我们首先要给它定性。”段昊扶了扶眼镜，像执刀的外科医生一般字斟句酌地选择适宜的表达和字眼，“只有麻将是一个正式的体育项目，它才有可能取得政策的支持，只有取得政策的支持，我才能干很多后续的事情。”

段昊告诉钛媒体，麻将现在并不缺乏民间的承认，缺乏的是“官方的承认”。

在段昊看来，竞技麻将和电子竞技的发展轨迹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但是电子竞技天然就以互联网为载体，而麻将在大多数情况下依然是还是在线下进行的，而且他认为越是核心向的麻将玩家就越是倾向于真实的麻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天然差异使得竞技麻将相对于电子竞技更加需要政策方面的绿灯。

段昊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在短时间内，试图改变竞技麻将在国内的地位是一件很可能最后依然功亏一篑的无用功，所以，他采取的策略是从外部环境入手达到曲线救国的目的。

段昊将国际跳棋在国内的发展推广过程视为麻将可以效仿的绝佳案例。

2008年10月，第一届世界智力运动会在北京举办，国际跳棋名列竞赛项目。为了准备此次智运会，在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管理国际跳棋项目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推广。

就在世界智运会召开半年前，棋牌中心在武汉举办了首次全国国际跳棋锦标赛，紧接着在2009年，中国国际跳棋协会成立，棋牌中心主任刘思明担任协会主席，随后成为首届全国智力运动会竞赛项目，2011年，体育总局批复棋牌中心将国际跳棋设立为“试行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并将其列为“大项”。

因此，段昊一直在谋求使国标麻将进入世界智运会。

按照他的设想，一旦成为智运会正式比赛项目，麻将也必然会成为国内智运会的比赛项目，那么国家体育总局很有可能也会进一步跟进，到时候棋牌中心就会设立麻将部，麻将最终在国内成功进入体制的困难和阻力将减少不少。。

现实的发展如今正渐渐朝着段昊设想的方向发展。

2016年3月，国际智力运动联盟（International Mind Sports Association，IMSA）接受国际麻将联盟（Mahjong International League ，MIL）成为其观察员。

当时，这一消息让中国的竞技麻将爱好者和参与者喜出望外，因为在2013年获得观察员资格的世界象棋联合会（World Xiangqi Federation，WXF）最终在次年就成为智运联的正式成员。

要成为正式竞赛项目，智运联也有入门要求，最关键的就是如何继续改进当前麻将规则最大程度地减少其中的运气成分，使之成为一项真正具备竞技性的体育项目。段昊的想法是借鉴桥牌的规则改造出适宜于竞赛的“复式麻将”，和以往同一张桌上的四个人比输赢多少不同，复式麻将设置了四台麻将，比较成绩的坐在每一张桌同样位置的玩家。

“打普通麻将的时候，输或赢取决于两个方面，打得怎么样和牌怎么样，其实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牌怎么样，但如果是‘复式麻将’的话，就能很明显地区别出究竟打得好还是牌好。”段昊解释说，“普通麻将和竞技麻将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普通麻将我们是关心自己赢了多少钱，而竞技麻将打完一局之后我要关心我们四个的排名是多少。”

这套复式麻将规则实际上正越来越多地应用在在竞技麻将赛场上。

2015年10月，由国际麻将联盟举办的有中、日、新加坡等300多名选手参加的首届世界麻将运动会采用了基于国标麻将规则的复式麻将赛制，最终，中国参赛者包揽个人比赛前三名，两支中国队进入团体赛四强并获得了团队冠军。

退休干部的麻将生活

“北京烤鸭”和“留得青山在”趁着短暂休息的间隙正在热烈地讨论着刚刚的战况。

“北京烤鸭”是王老师在微信群里的名字。每晚8点，会和同伴约好上联众打两小时麻将，他们习惯占到每个房间最后的99、100桌。

而且，他们只和群里的朋友一起打牌，在某些时候三缺一的情况下，如果有陌生人加入进来的话，他们就保持沉默一直不开始游戏，那人往往会等得不耐烦离开。

这是属于这群东城老教协的退休老师们的娱乐方式。两年以前，微信还没有在他们之间流行起来的时候，他们更习惯的还是聚在活动室打麻将。

“我原来也会，就是一般打着玩的，老教协说打麻将，我也喜欢玩玩这个，那就去吧。去了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麻将，叫‘国标’，然后学着学着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喜欢上这个了。”王老师在2001年退休，但直到三年后她才在老教协学会打国标麻将。

她回忆到，这套麻将玩法大约是老教协在2003年才开始盛行开来的，东城区老教协的麻将队和外交部和公安部的老干部活动站聚在一起打麻将。

2012年前后，她所在的麻将队去天津参加比赛，正是在那时候王老师才从天津的麻友那里知道了在北京还有个方庄俱乐部和方庄麻将联赛，回来之后，麻将队的负责人和方庄俱乐部联系上之后，就参加到了方庄联赛。

在老教协麻友中，岁数最大是一位离休干部老头，今年已经九十三岁，如此高龄打麻将被认为至少是“不糊涂”。对于王老师来说，这件事当然不光是打（麻将）这么简单。“像我们东城区的老教协活动多的时候能到三十多人，平时有人旅游去了（或怎么着了），一般也六七桌。大家一边玩着，一边聊着天，这样挺好的。”

对于王老师这群老年人而言，虽然被冠以“联赛”的名号，但是方庄联赛对他们而言更像是一项消磨时间的休闲娱乐活动。

联赛每月举办一次，每位参赛者收费三十元并包饭。因为场地条件限制，东城老教协麻将队每月只能拿到8个人的报名名额，同时由于报名参加的人太多，所以，这项联赛采取了“末尾停赛”手段，每次比赛排名在最后十多位的选手就不能再参加下月的联赛而必须将名额让给他人。

尽管限制条件颇多，但是还是无法阻挡越来越多的人来参加这项比赛，王老师所知道的最远来打方庄联赛的参赛者家在香山。

段昊和他的同伴们组织维持起来的方庄俱乐部是国内目前唯一的麻将俱乐部，方庄联赛亦是国内至今为止唯一持续举办的正规麻将联赛赛事。

从2009年开始，段昊就每天花三四个小时泡在“天凤麻雀”贴吧里，为那些对竞技麻将感兴趣的入门者介绍相关知识和解决疑问。但这些年下来后，他已经清楚，对大多数人来说，麻将还仅仅是一项闲暇的娱乐。

告诉每个人正确提高水平的方法，这个事情段昊做了两年。

“然后有一天我终于醒悟到了，每个人都想提高，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付出努力，可能真正愿意付出努力去提高的人，100个人里面只有1、2个。所以，再到后面，我就总结出这么一句话：竞技永远是小众的。”段昊告诉钛媒体记者。

学医的段昊很熟稔地脱口而出“产业链”、“商业化”等名词。他知道，仅仅依靠趋向小众核心的职业化和竞技性并不足以支撑麻将这项运动健康稳定地发展壮大。和时下大多数人年轻人一样，他也在玩《炉石传说》，段昊意识到，只有让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以及更多的人对麻将产生兴趣，才能建立建立起一座坚实稳固的麻将“金字塔”。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要建立一座金字塔，这座塔的塔尖是职业选手，塔底可能是观众和爱好者，如果要建一个稳固的金字塔，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产业链。只有把这个金字塔建好了，才能有观众，不建起来的话，什么职业化、比赛都无从谈起。”提起方庄联赛，段昊异常兴奋。

在他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麻将受众基础可能以亿为单位的国家只有方庄这么一个麻将俱乐部并不是正常合理的现象，组织一个俱乐部、操持一项赛事需要精通竞技麻将的玩家、在麻将圈有号召力的意见领袖以及懂得电脑技术来做技术数据统计分析的专业人士，三者缺一不可。

段昊认为更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麻将发展的现实环境并没有办法让那些有志投身其中的人赖以为生，甚至无法满足基本的物质温饱需求。

“现在我们去做这件事情，不赔钱就不错了。我们每个月就是19桌76个人，为什么办19桌？因为我们举办的地方是在一个居委会的活动中心，那个地方就只能放得下19张桌子，我们为什么在那里办？因为那个地方是不要我们钱的。”段昊现在颇为焦虑，麻将赛事的现状注定在至少5年里都可能无法得到回报。

让麻将从小众到“泛体育”

段昊的理想蓝图是这样的。

中国的每个城市都应该设立若干麻将俱乐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至少应该有五六个俱乐部，它们每个月都会定期举办联赛，那么就可以保证每个玩家每周都有至少一场比赛可以参加。

在俱乐部内部、俱乐部之间乃至不同的城市、区域之间都可以组织比赛，通过这样的比赛规划来选拔培养优秀的麻将选手，参与到更高层次和水平的比赛，形成赛事和人才的互补输出。

“为了建立这样的机制，我们就得有俱乐部，想建立俱乐部，就得有地点和人，人从哪里来？我们希望从做出的网络游戏去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项运动。”段昊这样告诉我。

按照他对自己在麻将圈内声名以及转化率的预期，只要这个游戏维持三万人同时在线的水准就达到预期的盈利目标。

“我们收钱的地方在哪里？比如你想看到我专业解说的牌局，那你就需要是会员，比如你打的每局牌都有牌谱保存，要查看牌谱，你也要是会员，你的所有牌都是有技术统计的，你的胡牌率是多少，你平均会在第几局胡牌，你一个番种和另一个番种的符合率是多少，我们已经设计了几百项的统计数据，你要查看也必须是会员。”段昊甚至已经设计好了增值服务的商业模式，滔滔不绝地解释起来。

这并不只是段昊的愿望而已，还有很多人、更多更贴近商业前线的人抱着和他一样的理念试图去做出一些改变。

“我们有很多竞技性的麻将的规则让它变成纯的竞技性的项目，而不是讲运气和赌博的项目。这是事在人为的，你总要去推一推推一推，历史才会往前走的。你不能等着说政策一下放开了，不会的，你自己要去做一些事情。”曾任 PPTV 体育负责人的董砾将麻将棋牌视作和足球、跑步健身等同样重要的“泛体育”项目。

在2015年失去英超转播版权之后，PPTV 体育转而拿到了西甲的全媒体版权。在董砾看来，较之以往获得的英超直播版权，全媒体版权意味着中国公司在西甲球队的商业化开发上有了更多参与的空间和深度。

董砾认为，围绕着西甲这个 IP，PPTV 体育能从赛事转播平台扩展到包括青训、场边广告、广告赞助乃至国内电视台的资源交换等上下游链条进而形成一个产业化的生态。

同样的操作思路也可以用在麻将项目上：平台播出的是比赛，线下的观众既可以通过海选成为选手，同时也可以参与到“飞苍蝇”的互动中。实际上，以赛事直播为枢纽，PPTV 体育早已经介入了麻将商业化链条之中，成为第一届世界麻将运动会的官方合作伙伴。

“其实它是标着体育皮的游戏，它更加偏向于游戏而不是体育。对我来说，真正参与玩麻将的人要比看球的人多得多，而这些人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泛体育’的概念。”董砾这样说道。

事实上，这也正是段昊当初如此热衷投身于竞技麻将和以有详细牌谱、技术数据统计的线上游戏方式来吸引年轻人的原因。

“我最开始想推动这个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修改规则能在更短的时间里体现出我打得好。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之中，能有更多的人陪我打。”段昊告诉我。

现实永远并不让人餍足。

虽然在今年四月，MIL 终于成为智运联的正式成员。然而， 它现在依然仅仅还只是世界体育总会的“观察员”成员，距离成为正式成员和国际奥委会认可项目相去甚远，于是，它现在连进入冬奥会的资格都没有。

“本来就不方便，现在人年龄上来了，反应就更跟不上了。”王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关掉手机。

他已经很多年不再玩麻将了，那些他认识和他一起游戏过的旧人们大半也销声匿迹，偶尔几个还一直联系的朋友如今聚在一起，也只是随便喝茶而已。

他笨拙地学习着在微信聊天时恰当使用最新的表情包，他在手机上装了《王者荣耀》，抱着滚烫的机器想和孩子有多一些的共同语言——尽管无论是在感情还是在段位上，王星都只徘徊在边缘而已。

当我告诉他现在正有人在做麻将的的那一刻，他微微愣了下，睫毛轻轻抖动了。

“年轻人总是要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的。”王星说完，吁了口气，笑了。（本文首发钛媒体，文中王星为化名。记者/胡勇、编辑/葱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