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正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周五发文指出，虽然近年来人口向大都市区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速度整体放缓，但人口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迁移聚集的趋势未改。从全球主要都市区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看，北京、上海两地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任泽平表示，从长期来看，决定一个城市人口集聚规模的关键在于该城市与所在国家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这种区域收入差距可简单地用区域经济份额与区域人口份额的比值来表示。在长期，由于市场不完全竞争以及城市之间、个体之间等存在明显差异，当城市在人口集聚规模基本稳定时，其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虽并不会等于1，但将保持1附近的水平。 他说，虽然近期北京人口增量放缓，上海人口增量由正转负，然而，当前北京、上海的经济-人口比值仍高达1.9以上。在这两地迈向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路途上，经济-人口分布的内在平衡动力将驱动其未来人口显著增长。从全球主要都市区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看，北京、上海人口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分别超过1000万、400万。 任泽平的判断基于全球其他大城市的经验。他说，全球高收入国家50万人以上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为1.01，平均值为1.07。其中，有195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处于0.7-1.3之间，占比为78.6%。在500万人以上的城市功能区中，经济-人口比值最大为1.67，最小为0.93，均值为1.27。韩国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低于1之后，人口从净迁入变为净迁出。日本东京圈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15时，人口依然呈净迁入状态；大阪圈和名古屋圈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15以下时，人口处于净迁出或迁入迁出平衡状态。 任泽平认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均不是严控人口规模的理由。 他说，当人口规模超过一定水平时，城市交通情况与城市布局、城市交通设施水平及城市管理能力等更为相关。当前北京、上海的轨道交通路网密度不超过0.10公里/平方公里，远低于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这是造成北京轨道交通出行比例较低、从而较为拥堵的重要原因。 至于环境污染，他指出，人口规模与城市空气质量等环境污染情况并不存在正相关性。虽然城市人口增加对环境质量确实存在一定影响，但要远低于不恰当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环境保护措施等产生的影响。而资源利用方面，城市并非一个封闭系统，且技术可变，这意味着资源承载力可变。比如，北京市人口规模与用水总量的变化表明二者并无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再生水利用等因素对用水的影响远大于人口增长，测算表明北京市水资源可支撑其人口增至3000万人以上。 任泽平认为，北京、上海人口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老龄化、人口分布、职住分离。 2015年，北京、上海户籍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高达23.6%、30.2%，大量年轻外来人口涌入使得两地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大幅下降，其中北京市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市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全球角度看，国际大都市区的老年人口比重多明显低于本国平均水平。 人口分布方面，北京、上海的核心区域人口已经严重饱和。北京市五环内、上海市外环内均集聚了接近一半的常住人口，人口密度分别高达每平方公里15774人、17056人，接近首尔市的15807人，明显高于东京都区的14525人。 此外，北京市地铁早晚高峰进出站客流量分布数据表明，北京市的就业分布相对集中，而居住分布比较分散，且二者相距较远。一些地区“睡城效应”十分明显，比如北京回龙观-天通苑地区。 任泽平最后指出，人口调控的最终目的并非是人口，而是支撑北京、上海发展成为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可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城市功能区视角，超越行政边界解决存在难题。 他认为，北京、上海两地应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放弃人口总量调控目标，保持相对开放的人口迁徙政策，吸引区外年轻人口、特别是高素质年轻人口。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同时，应进一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大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密度，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制式多元化发展，改变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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