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国企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施工高峰期

李锦：国企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施工高峰期

屈丽丽

从联通混改到“中国神电”破壳，央企重组明显加速，有统计显示，从去年6月至今，已有八次央企重组，到今年年底，央企数量有望减至90家以内。

对此，国企改革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李锦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如果说前一阶段的国企改革，重在‘夯基垒台、选材备料、立柱架梁’的话，那么，2016年以来，国企改革重点逐渐转移到相对具体的操作层面，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施工高峰期’。”

9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发布会上表示，五年来，国企改革红利逐渐释放，成效日趋明显。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市场化运行机制更加完善，从中央企业看集团化管控能力不断提升，企业运行质量和效率、发展活力和动力不断提升。

肖亚庆透露，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50.5万亿元，和前一个五年相比增加了80%；从效益来看，这五年效益是6.4万亿元，增加了30.6%，也是增加幅度比较高的。上交各种税费10.3万亿元，增加了63.5%，今年1~8月份继续保持这样一个良好的态势，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3%，都是历史同期增加量最高的。

联通混改破题改革焦点问题

应该说，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五年来国企改革最大的热点之一，如果说2014年、2015年还处于热议或有序等待阶段的话，那么，从2016年9月开始，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开始进入高潮，特别是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以后，央企混改的力度明显加大，思路也得到了拓宽。

李锦告诉记者：“对于混改，一开始是存在思想理论分歧的，政府智库部门的研讨会，多围绕股权多少来讨论，一方维护公有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一方鼓吹私有化，显露消灭国企的意图。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所有权上，而不是经营权上；本质是要不要改革，要什么样的改革，而不是怎样改革。”

回顾央企混改的政策节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但是，直到2016年9月，混改才迈出“实质性步伐”，国家发改委确定了第一批9家央企混改试点项目。作为中国大型国企里面唯一一家集团整体混改试点单位，中国联通混改拉开了国企混改的序幕。

在李锦看来，联通混改试点从去年9月底开始，是国企混改形成突破势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而联通混改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央深改组会议提出要形成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导向，特别是“对滞后的工作要倒排工期，迎头赶上”。这为联通在探讨混改路径上提供了有力的政策背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在李锦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国企发展引入一个新周期，是这五年国企改革的转折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所创造的改革红利，极为显著。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中国经济在连续48个月下行后，在2016年10月开始逆势上扬，进入分化、优化新阶段。

公开数据显示：国有控股工业企业2016年实现利润总额增长6.7%。不仅终止了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的下降态势，同时还创造了2012年以来的最高增速。

2017年上半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8%，实现连续5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累计实现利润总额7218亿元，同比增长15.8%，净利润5353.2亿元，同比增长18.6%。

按照今年7月份公布的数据，在102家中央企业中，有99家企业盈利，48家企业效益增幅超过10%，29家企业效益增幅超过了20%。

“这意味着国企新的利润增长点正在形成，结构日趋优化。意义在两方面：一是这是我们国家自2012年来长期沉浸在经济雾霾里面的一股强风，展示出晴朗的蓝天。经济犹如在一直下沉的无底洞里沉没，突然着了地，产生很强的稳定感。二是我国利润行业构成发生重大变化，总体稳步发展、行业分化加快、结构趋向优化，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期盼的境界。这是属于牵涉中长期的重大变化。”李锦分析指出。

在李锦看来，五年改革是在国企面临巨大困难时起步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环境破坏严重以及社会矛盾加剧的局面，通过发挥市场的力量，最终帮助国企逐渐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改革红利逐渐释放。

“以管资本为主”正成为国资改革的突破口

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要求2017年底前，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全部改制为按照公司法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意味着遵循市场化、法治化机制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路径得到最终的完善。

接近国资委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国资监管体制的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一环。但很长时间以来，受限于国企机制的问题，国资监管很难在‘管资本’上获得突破，央企的公司制改革无疑为‘管资本为主’的监管路径铺平了道路，这应该是在2017年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的确，2017年3月，中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在全国两会发言，讲到国企监管改革不能代替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导致了“上面想改很难改、企业想改不能改、不敢改”的不协调局面。很多国企改革的文件主题是改革，发表出来总有监管的浓烈味道，所以文件没办法落实。

“出现这一问题，很难说是政府还是企业的责任，因为如果没有公司制这个基础，国资监管就缺少了‘管资本’的制度基础。”上述人士表示。

转机出现在2017年下半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对国资监管方式和国务院国资委职能转变作出系统性安排。国资委通过放经营权、授所有权，从而让企业更好地进行公司治理与市场化经营。“以管资本为主”正成为国资改革的突破口，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的态势开始明朗。

同时，根据《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明确的时间表，69户央企集团公司和3200户央企子企业，必须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从全民所有制到公司制的“变身”。

对此，李锦表示：“改制完成后，中央企业将全面步入公司制时代。完成公司制改制，对于央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至关重要，并且是混改、资产证券化等一系列改革的前置条件。”

不过，李锦也提醒指出：“公司制改制不能换汤不换药。如期完成改革的难点不仅仅在于时间紧、任务重，还在于改革并非企业组织形式的简单变更，而是要切实转换经营体制机制，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独立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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