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毒不过秋蚊子。个大、嘴尖、心狠，哪怕穿长衣裤的人也会被隔着布咬，而离草木近的地方就更严重了，比如北京西大望路上，靠近八王坟车站的天桥，虽常年通行着绿皮火车，铁轨上却依然是杂草丛生——这吸引了无数的蚊子，也殃及了桥下的人。 天桥下飞驰的车辆和奔走的行人倒不会受到影响，但有三个人的体会很不同，他们是“东北大姐”、“沉默大姐”和“害羞大叔”。这三人都是露天理发师，各自支的摊儿都在桥下不到三米宽的马路边，为了遮阳，摊边还会竖起一把大伞，伞下就是他们终日的活动范围。 这种相对静止的状态，蚊子颇是喜欢。 也正是因此，防蚊防成了街边一景：三个人的打扮高度相似，都是清一色的长衣长裤，外披一件白大褂。即使是夏天，帽子和口罩也绝不离身。从头武装到脚的三个人，每天从早八点到晚七点，靠一张椅子、一个招牌、一个工具箱，能接待近百顾客，像是谋生，也像是行为艺术。 过去，想见到这场景并不难。这些京城里数量正在变少的街边理发师，曾常出没在马路边、公园里或小区门口。和医生似的，白大褂是他们的制服，电动推子是他们的神器，还有件事不言而喻，就是服务价格的统一：“理发一次都是5元。” 谁也不能破坏规矩。这个，是江湖道义。   一把推子背后的一群人三个人中，“东北大姐”最晚到桥下开摊儿，但生意却最好。傍晚临近下班时分，半小时内就能招待三、四个客人。 “东北大姐“琢磨了一下，觉得是自己招牌的功劳。和其他人只简单写着“理发、烫染”不同，“东北大姐”挂在马路栏杆上的小木板上整整齐齐地写着几个大字——“东北理发，可烫可染”。这个口号就像烧烤、火锅一样带着远方的气息，但其实和东北Style无关。 “管他是东北还是别的，剪头不都一样嘛，只是我们在马路边，戴上帽子，分不出来谁是谁，我是为了给我的顾客一个区分。”这是“东北大姐”的差异化策略。 的确，剪头技术在街边理发师这里不存在太大的差别。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快、准、稳。手艺嘛，靠的是数十年的积累和磨练——这是四川小伙小李总结出来的，家住附近的他常在这里理发，已经算是半个老主顾了。 小李二十来岁，在媒介策划行业工作，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街边理发可谓是凤毛麟角。他的发型挺潮，头上顶了个辫子，两边刮光。刚来北京打工的时候，他也去过那些“正经”的理发店，但慢慢就发现，年轻人头发长得快，15天就得来一次，但理发店价格动辄一百多、手艺却一般，“我妈就说，你就只用刮一刮，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就这样，小李转投了街头理发。 小李一开始怀疑，这群整齐划一的人是不是在拍电影。来剪发的多是老人，对发型没要求，顶多焗个油。但后来，阿姨们用手艺征服了他，她们不用梳子，只用手指，夹起一缕头发，咔嚓咔嚓，就能剪得异常平整。 因此，街头理发的好处是要慢慢品的，第一是实惠省时，下班回家路上就能顺便理个发，只用几分钟，不用再拖着疲乏的身体去找发廊；第二是轻松省心，在这里，谁也不用记得谁的英文名。 “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Tony老师！没人推销卡，多清净！”小李兴奋地说。 事实上，街边理发师不仅不和顾客聊天，彼此交流也极少。“沉默大姐”和“害羞大叔”都是河北人，河北人来北京有点“天经地义”，属于最早来北京务工的一批。 紧挨着“东北大姐”的“沉默大姐”，家住在天桥旁火车会经过的平房里，还有个从同村来的闺蜜作邻居。每天下午，“沉默大姐”把推子放进黑色的Toni&Guy工具箱里准备收摊时，邻居都来帮忙搬东西。但两人从不拉家常，更多时候，她们只是沉默地站着。 “害羞大叔”也是一样，现在，他把摊位摆在远离女理发师的另一边去了。 三个人并不是无事可分享，“沉默大姐”有个孙女，逢人就爱给人看照片，只是不给“东北大姐”看；而“害羞大叔”其实心系天下，他说自己最近正在研读“印度和中国的纷争”，但这话却不给“沉默大姐”讲。他们的摊位彼此间只隔了几米，却犹如隔了一个银河系。 街边理发师之间有一些不成文的默契，既不聊私事，也不大声吆喝生意。如果有路人走过，转过头问一句：“理发吗？”，就是全部了。三个人一天下来，默默做事，甚少言语。 所以小李说：“现在不是老说工匠精神吗，他们就是啊，少说多做，干了几十年能干不好嘛。” 但恐怕，街边理发师们很少想什么匠人精神。他们要么是阴差阳错，要么是生活所迫，才选择了这个行当。 “东北大姐”以前不干这个，五六年前，她才从别的地方搬到了天桥下。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这片的理发事业已经做出了气候，顾客众多。传闻里，天桥下有位剪了20多年头发的奠基人，正是他开创了天桥美发事业的局面。可惜搬来后，奠基人却离开了。 起初天桥下还有不少同行，人人都是白大褂加电动推子的装备，不知道的还以为真是个统一着装的正经理发店。但忘了从什么时候起，这窄窄的隧道口就只剩下了他们仨。 三个人之间存在沉默式竞争，有点像二战期间的“树林静坐站”，看着挺激烈，却不晓得枪子飞在哪儿。“害羞大叔”作为唯一的男性，性子内向，招揽不了什么生意，因而暗暗对两位女性颇为不满，他觉得是自从她们来了以后，他的生意才被抢走了。 “技术再好也没用，有的男的来了专门往女的那儿跑，有一句话叫同性相斥，反正我的熟客比较多都是正人君子。”言下之意，是他的技术最好。   国营理发店的衰落和街头理发的兴起这点自信来源于“科班背景”。数年前，“害羞大叔”放下做了几十年的各种杂活营生，去东直门的196中学学习理发。但毕业后，只要二十几岁年轻人的理发店是去不了的，“害羞大叔”决定加入街边理发队伍。他在家附近的路边挂起一块大招牌，学着理发店的样子打出了“专业美发“的广告语，很快吸引来了顾客，后来碍于影响交通，牌子被城管摘了。 2000年的街边理发欣欣向荣，偌大的一个北京城，不怕找不到有旺盛需求的社区，想要学习理发的人因而也变多。理发摊儿的优势是灵活，这地方不行就换一个，堪比如今的快闪店。而这幅景象的成因，是源于国营理发店的没落和非典的来袭。 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起来的个体户们，完成了基本的财富积累，房地产生意也开始爆发，第一批人涌入城市，租下店面搞起了私营专业理发店。但理发业在中国有点复杂，甚至有时候也不只是理发，还要和色情混在一起。 最早是发达的江浙沪一代有了以咖啡店、旅馆做掩护的色情产业，据说是从海南掘金回来的商人带来了这种习气。又过了几年，“有内涵”的理发店也加入了掩护队伍，从郊区渗透进城市，市面上出现了“洗头妹”的说法。 国家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资本和色情也加速了私营理发业的蓬勃，国营理发店被慢慢挤得没有了活路。2000年左右，北京四联理发店等国营企业已经出让了大部分业务，最早一批进入国营理发店的员工们面临下岗。 17岁就开始学习理发的“小美姨”记得，下岗那年她正好45岁。同一批失业的多为女性，因为往前推，1970年代的理发师傅招收徒弟，还是收女孩居多。自古以来，中国人虽对脸面和头颅看得重要，但美容美发行当却一直算不上体面，除非迫不得已，男人都很少入行。 理论上，剃头匠比理发匠高一档。学校里要先学更难的剃头和磨刀子打基础，这是皇城旧岁传下的传统，然后再学理发。但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市场上，理发或美发才更受欢迎，“小美姨”作为理发师，在下岗后进入了中关村附近一家私营老板的店，却因为上了年纪备受冷落，但作为单身母亲，她不得不为了孩子和生活忍耐下去。 每次说起这段往事，“小美姨”都容易哽咽。好在生活充满了戏剧性，2003年非典爆发，北京的理发店有许多都不让开了，被老板辞退的“小美姨”被困在小区里。 “一个亲戚说，正好不用受气，自己干。”“小美姨”听了，决定上马路边干活。考虑到要照顾孩子，她选择了离家近的菜市场。她弄了个电瓶车，买了个推子，准备好理发的白大褂，学徒时期师傅就说了，理发一定要穿白大褂，干净、醒目、一目了然，理发环境再简陋，人还是要干净。这是仪式感。 一开始，“小美姨”放不开，“都是中老年了，后来我爸爸鼓励我，陪着我去，我一看，马路上干活的都是45岁以上，都是下岗的，慢慢地就放开了。” 街边理发成本低，成了下岗工人们最容易做起来的营生。一把推子、一把伞、一个车，“小美姨”算了算，100-300块就能开张。菜市场是个好地方，在家带孩子的街坊领居老人有许多都会起早逛逛，人来人往，街边理发的需求不小，生意好时，一上午就能理上20个客人。 街边理发师慢慢多了起来，蔓延到了北京的各个角落，也许天桥下的奠基人也出自此时。从业的人里有“小美姨”这样的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总体来说，本地的不如外地的胆子大，也不如外地的年轻，所以外地人的生意更好。 不过，这理发江湖里不讲个人品牌，讲的是区域优势。 都说同行是冤家，理发行当说来依然是门手艺，和如今的相声差不多，要讲究门派和沿袭。东城的、西城的、海淀的、朝阳的，互相鄙视、互相看不惯，师兄得罩着自家兄弟，以前的理发大赛也是如此，海淀的评委就向着海淀的，“我师父就是海淀的。”“小美姨”说。 竞争挺激烈，有人还开发了新服务——允许烫染。但街边没有水，烫染得去家里。而正因为这个转变，做了街边理发七八年本来还挺开心的“小美姨”在2014年被迫再次转了行。 父亲去世了、孩子去国外念了书，三年前的一天夜里10点，“小美姨”一个人在家，听见有人敲门。她一想，怕是有熟人来理发，就去开门，没想到看见外头站了几个年轻小伙，其中一个是光头，一个有一点头发，并不是屋前屋后的邻居。几个人言语轻佻，问店里还有没有其他服务。 “小美姨”立马反映过来，她想关门，却被外面堵住了，只能一边硬顶着，一边说：“你看，我比你妈都大，我这里就是给街坊邻居剪发的，你想要找三陪，找错了，我知道哪里有。”外面人不听，一度想要硬闯，几番解释安抚后，才走了。 自从这件事后，“小美姨”觉得不能在家里理发了，有个老主顾托人替她找了个老年公寓干干活儿，省得以后担心害怕。说到这里，“小美姨”似乎又要哭了，这让人又爱又恨的理发生涯终于还是宣告结束。 事实上，2014年和过往比起来，已经有不少街边理发师消失了。随着大城市治理政策的改变，房价租金的上涨，一些外地人口离开了这里，城市里的公共空间也在整顿，随意摆摊儿只能越来越往外环移。虽然不像烧烤摊那样容易脏乱差，但已经被城管们温和对待的理发摊们，也依然不再如往昔般常见了。   街边理发会消失吗“好多人走了。”“害羞大叔”若有所思，他家住在十八里店，每天要骑40多分钟车来到八王坟汽车站旁边的这个天桥下工作。因此，他格外爱惜这个“办公室”。 天桥下的水泥瓷砖里早已塞满了短发，一看就知道是每日清扫的结果。除了这个证据，被理发师们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地面和别的马路没什么不同。“小美姨”说过，理发其实是个赔本买卖，想靠他赚大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坚持做这行的人多少有点喜欢。“沉默大姐”和“害羞大叔”都同意这一点，挣点小钱、做点小生意，日子也挺好。 街头理发随着岁月逝去已经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男理发师也多了起来。这个行当似乎已经被平等对待，自清朝开始，京城的经商者将商业活动划分为上下八行头，上八行为盐行、茶行、药材行、杂货行、油行、粮食行、棉花行、牛皮行八个资本导向的行业，下八行主要是些手艺作坊，理发也曾勉强被算在其中。“小美姨”曾问女儿，是否有对读研究生的男朋友坦露过自己母亲的职业，好在女儿的话让她欣慰多了：“我就说给人理发的呀，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工作。 “沉默大姐”的老公也支持她做这行，她去年刚当上奶奶，本来可以在家里享享福，但一件事做久了就变成了习惯。另外，10年下来，许多人坐上街边椅子的动作之熟练，就像坐在自家的饭桌前，她怕自己走了，老顾客找不到剪头的地方。 这些年，许多人都以为天桥无意中所形成的熟人社会终会瓦解。但“小美姨”并不担心街边理发会就此消失，“变少，但也不会太少，这个事儿政府也很难管，街边理发会传下去的，一代一代。毕竟人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事，就像自由市场没了，人们还是会努力去找，便宜又方便还是挺符合人们的需要的。” 街边理发师们相信，中国人的精神头最反映在头上，这是一种尊重。理发是中国文化的民俗，到了龙抬头的日子，不管你是大店还是路边摊，都得从头忙到晚，那些外来务工的孩子，无论需不需要理发都会来剪两刀，以图个新年的好彩头。 那一天也是街边理发师们全年生意最好的日子。
注：文中小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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